众所周知，异端邪教的教主往往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自大而狂妄，自诩为神或者像神一样的存在。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认为自己比神还大，东方闪电的“女基督”认为自己就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等等。

《刑法》明确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强调，“神化首要分子”是邪教组织的核心特征之一。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听到一种观点，说耶稣基督在世时说自己是天父的儿子，是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自大和狂妄。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类人认为基督这就是自大和狂妄，台湾学者陈鼓应教授在他的《耶稣新画像》一书中曾说：耶稣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心理”“具有自大狂的人”。而另一类人诸如一些邪教的人却说既然耶稣能这样说，他们的教主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对的。

这二者其实都是把耶稣基督的自我宣称和教主的狂妄宣告等同，表面上来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实则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和分析。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厘清这种误解，划清正统基督教信仰与异端邪教之间的界限，明确宣告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值得我们去敬拜和跟随他。

一、历史事实对抗伪造神话：从耶稣生平谈起

异端邪教教主狂妄自大的宣告往往依托虚构叙事或心理操控，而耶稣基督的生平却扎根于坚实的历史土壤。诸如新约文献的史学价值已被多位学者验证：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编年史》中明确记载基督在彼拉多执政时被钉S字J；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犹太古史》提及耶稣“行奇事”并复活显现。牛津大学历史学家N.T.赖特（N.T. Wright）指出，空坟墓与门徒群体见证是早期基督教爆炸性增长的核心动力，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并非虚构，恰恰因为基督的复活，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敢问哪一个邪教教主从死里复活或者有公开可以查考的见证来证明自己的宣告绝非虚妄？

更关键的是，耶稣的自我宣称与复活事件构成不可分割的闭环。哲学家威廉·莱恩·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在《复活的证据》中分析，耶稣若未复活，其自称“神的儿子”（可14:61-62）便是疯言妄语；但若复活属实，这一宣称则成为历史事实的终极印证。这与邪教教主的“神化自我”截然不同：大卫教派领袖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的“末日预言”随1993年韦科惨案化为灰烬；而耶稣的复活却经得起两千年史学考问。

即便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但至少应当知道：跟随耶稣的嫡传弟子，诸如马太、约翰等都为他殉道舍命，他们不是为了一个虚无的幻想和仅存于未来的盼望，而是为了他们心中的一个既定的事实或对他们所亲近的基督伟大人格的信念；而邪教内部往往核心成员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教主与信众之间保持神秘的距离，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编造一个个无法考证的“神话”来蛊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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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但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耶稣的谦卑服侍

邪教教主的本质是“要求人为他死”，而耶稣基督的终极行动是“为人舍命”。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形象始终贯穿着神圣性与仆人性的统一：他宣称“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耶稣的服侍模式彻底颠覆古代社会权力结构——他为门徒洗脚（约13:1-17），触摸麻风病人（可1:40-42），与税吏同席（路19:1-10），这些行动与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要求信徒膜拜其“神圣血液”，以及一些邪教教主动辄召开万人大会，要人对其顶礼膜拜，大唱赞歌等，形成刺眼对比。

历史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神的历史》中指出，耶稣的S字J事件是神圣之爱的终极表达：“没有一种宗教的创始人像耶稣那样，将自己的死亡转化为拯救的象征。”正如圣经记载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腓2:5-11）。而统一教文鲜明、人民圣殿教吉姆·琼斯等邪教领袖，最终都暴露其权力欲望。他们要求信徒奉献财富甚至生命，却从未为他人流下一滴血。

耶稣的贫穷与受辱更构成其身份的确凿反证。他的生存状态完全背离古代宗教领袖模式：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被同胞唾弃为“癫狂”（可3:21），甚至在被钉S字J时连外衣都被士兵瓜分（约19:23-24）。先知预言的“受苦仆人”形象： 被藐视、受鞭伤、为世人担当罪孽——在耶稣身上完全应验。反观统一教文鲜明通过“祝福典礼”敛财数十亿美元，人民圣殿教吉姆·琼斯占有信徒财产并性侵百余名女性，耶稣的“一无所有”与邪教教主的“无所不夺”形成终极对照。

科学教创始人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直言“赚钱的最佳方式就是创立宗教”——这些行径恰恰印证耶稣的警告：“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7:15）敢问这些邪教教主，有哪一个愿意放弃他们的万贯家产，甘心去为他的信众受苦受辱并服务大众？耶稣的自我宣告固然很宏大，但他宏大的自我宣告下，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服侍世人舍命的精神。这是邪教教主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不同生命带来不同影响：耶稣身后的遗产

两千年历史见证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真信仰结出仁义的果子，而邪教必然带来毁灭。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兴起》中统计，早期基督徒在瘟疫中冒死照料病患，建立史上第一个慈善网络；中世纪修道院保存古典文明火种；近代卫斯理兄弟推动奴隶制废除等等这些行动都源自耶稣爱的教导。反观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天堂之门教集体自杀等悲剧，邪教的“果实”永远是死亡与恐惧。

更深刻的是，耶稣带来的是一种颠覆性的价值革命。耶稣基督的教导将“爱邻舍”从部落伦理升华为普世责任（路10:25-37）。这种精神催生了红十字会（始于基督徒亨利·杜南）、现代医院制度（源于教会疗养院），而邪教组织却不断践踏人性底线。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作门徒的代价》中所言：“基督呼召人，是呼召人来为他死”。但这不是物理死亡，而是向旧我的罪性而死，向新生的仁爱而生（约12:24-25）。

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的生命轨迹为此提供了鲜活注脚。这位终生践行基督之爱的阿尔巴尼亚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中亲手照料过3.5万名濒死者，她的双手布满疥疮却始终紧握麻风病人的残肢。诺贝尔委员会在1979年颁奖词中指出，“她将《马太福音》25:35-40的教导化为行动：‘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这种“为最小弟兄”而活的信念，与耶稣“舍己爱人”的教导一脉相承。即便如无神论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批判其神学观时，也不得不承认：“她让西方世界重新看见贫穷的真实面孔。”（《传教士的立场》）

这种以生命滋养生命的信仰传承，与邪教领袖的作为形成天渊之别。当德蕾莎修女在1979年诺贝尔颁奖礼上拒绝庆功宴、要求将6000美元餐费转赠穷人时，同一时期的奥姆真理教正在东京购置武器级化学实验室；当她跪地为流浪者清洗溃烂伤口时，大卫教派信徒正在德克萨斯荒漠为考雷什建造豪华宫殿。更讽刺的是，德蕾莎修女创立的仁爱传教修女会至今在全球139个国家运营5000个慈善中心；而麻原彰晃的“真理堂”只剩法庭证据库里3吨沙林毒剂。圣经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7）。耶稣基督的爱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千万个德蕾莎修女式的生命，将“爱人如己”写进人类文明史。

当陈鼓应教授批判耶稣“自我中心”时，暴露其方法论缺陷——他将耶稣抽离历史语境，用现代心理学框架肢解第一世纪文本。事实上，耶稣的“唯我独尊”始终与“舍己服侍”互为表里。这种神圣与卑微的辩证统一，正是基督教区别于一切异端邪教的本质：不是人在变成神或自大宣告为神，而是道成肉身的神主动俯就罪人，谦卑爱人服侍人。那些将基督与邪教教主等量齐观者，正如鲁益师（C.S. Lewis）在《返璞归真》中的经典论断：面对耶稣的宣称，世人只有三种选择——他是疯子、骗子，或者他真是神的儿子。历史、伦理与文明的证据共同指向最后一个答案：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