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孝道伦理的核心内容。樊迟问孝，孔子答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o为政》）这里强调"祭"在孝道中的地位。《孝经》也明确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o纪孝行章》）这些思想经后世不断扩充，逐渐形成一套祭祖礼仪。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平静地延续着这个传统，但随着基督宗教的传入，这种平静被彻底打破。从现象上看，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祭祖礼仪。不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内部对祭祖礼仪的看法其实并不一致，争论的焦点是：祭祖礼仪是否宗教？认为是宗教者，就坚决反对祭祖；认为不是宗教者，就比较支持祭祖。

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认为，祭祖只是中国的传统礼仪，借此表达对先人的孝思，所以没有必要禁止信徒参加。多明我会和方济格会会士则认为，祭祖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所以坚决反对信徒参加。两派的争论相持不下，并且愈演愈烈，以致一个教会内部的宗教问题最终上升到教会之外的政治问题，开始是不同修会之间的争论，最后演变成了罗马教宗和中国皇帝之间的争论。这就是发生在17至18世纪的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此次争论，最后以康熙皇帝的一纸禁教令平息。有意思的是，约200年之后的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通过传信部颁布《中国礼仪敕令》，明确声明祭祖为社会礼仪。

基督新教方面：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西方传教士允许基督徒参与祭祖，戴德生（Hudson Taylor）、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等人却大加反对。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举行的首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联合会议"上，以丁韪良为代表的"允许派"和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反对派"进行了激辩。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举行的第二届"在华传教士大会"上，祭祖问题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丁韪良在会上宣读了题为《敬拜祖先，请予容忍》的论文，强调祭祖只是中国人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并无宗教成分，应予宽容。这个议题在戴德生和狄考文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最终被彻底否决。

既然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对祭祖礼仪的理解，都集中在祭祖是否宗教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分析。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去了解一些祭祀礼仪的历史。阅读古代典籍，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祭祀礼仪的确没有宗教成分，只不过是一种伦理性的礼节。《春秋谷梁传》说："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义也，非享味也。"《礼记》说："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由上述文字可知，祭祖的目的是为追念先祖，并修养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祭祖就与基督宗教没有明显的冲突，教会也没有必要反对。

可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祭祖礼仪逐渐蒙上了厚厚的宗教色彩，比如：陪葬、献祭、烧纸、焚香、设置祠堂、摆设牌位等等。更为明显的是，有人还希冀通过祭祀得到祖宗的福荫和庇护。从这个意义上讲，祭祖就与基督宗教有了强烈的冲突，教会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即便与古代相比，后世的祭祖礼仪蒙上了宗教色彩，但也不能说后世的祭祖就与古代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我们并不排除后世的祭祖礼仪摒除宗教色彩、回归原初本色的可能。丁韪良和戴德生的分歧，其焦点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上述可能上。在传教策略上，丁韪良走"上层路线"，戴德生走"下层路线"。走"上层路线"，接触到的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对祭祖礼仪的理解就可能较少宗教色彩，所以丁韪良就比较同情祭祖。走"下层路线"，接触到的多是普通百姓，他们对祭祖礼仪的理解就可能较多宗教色彩，所以戴德生就非常反对祭祖。不过，即便我们真的能把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对祭祖礼仪的态度分得清楚，谁又能保证知识分子对祭祖礼仪的理解完全不掺杂宗教色彩呢？这大概就是戴德生们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的原因吧。由此可知，在一个祭祖礼仪已经被蒙上宗教色彩的时代，妄图剥离宗教，回归本真，可能性极小。为了安全起见，多数教会对祭祖礼仪采取了反对和回避的态度。

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祭祖文化的理解与从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还有多少人指望通过祭祖得到祖宗的福荫和庇护，所以这个礼仪的宗教色彩早已越来越淡。这样，基督宗教对祭祖礼仪也就越来越宽容了。在政府、媒体和民间都在大力倡导绿色扫墓、环保祭祖的大环境下，献祭、烧纸等礼节逐渐被献花、追思等方式取代。这样，基督宗教和传统文化对祭祖礼仪的冲突就逐步走向了和解，一同回到了祭祖原初的精神--"荐其时（诚信）也，荐其敬（虔敬）也，荐其义（公义）也，非享味也"。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宗教对今日祭祖礼仪的态度，不但不应反对，而且还要提倡、推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