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和合译本》（后称《和合本》）圣经自1919年出版以来，20世纪30年代就成了所有使用中文的新教教会的权威圣经译本，是华人社会各界普遍使用、影响最为深广的圣经译本。中国人的教会以及海外华人教会乃至华人社会的各种观念、语言表达习惯、科技文化等都深受《和合本》的影响。了解《和合本》在历史上的贡献，有助于了解基督教会扎根中国的艰辛历程；了解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有助于后世继承先贤之德。
一、《和合本》的贡献
《和合本》的翻译始于1890年，结束于1917年，出版于1919年，基本是在翻译委员会计划的三十年内完成的。《和合本》在这百年中的贡献，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和合本》翻译事工是来华传教士的联合事工，是他们在中国教会合一事工的见证，并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合一
传教士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宗派，虽然之前有传教士大会，但在合作上很难具体化。1890年确定要翻译的圣经版本为《和合本》，当时计划翻译三种版本：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文言）和官话和合本（白话文），1907年《浅文理和合译本》面世。当时最不被看好的是《官话和合译本》。因为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能阅读文言文，一般能读书识字的人能看懂半文言，而民间则讲各自地方的方言。在翻译《官话和合译本》时，对于用哪个地方的官话，传教士们也争论了很久。相关信息敲定后，成立了圣经翻译组执行委员会，再聘请翻译委员会成员，能够被选上的人需要懂圣经原文、能熟练使用官话，一般都是各宗派里的重要人物，本身事工很多。因此，他们是否有精力来参与此译经事工都是个问题。另外这个译本是否有价值，当时被选上的翻译委员大多没有把握。这些问题导致有的传教士许诺了参与翻译却不见人影，翻译人员不断变动。最后传教士们克服了宗派、文化、语言、性格等差异，互相妥协，才完成了这一奇妙的合一事工，这实在是中国传教事工中少有的美好见证。
在《和合本》翻译之前，中国教会有各种宗派，每个宗派采用的译本不同，各个地区尤其南方地区还有方言译本，在方言译本之外还有30多种其他译本；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又新出了很多译本。但这些译本最后都慢慢地被淹没在历史中，而《和合本》成了中国教会各宗派都接受的圣经译本。这得益于传教士们合一的翻译事工，因为不同宗派的人都参与了，再加上白话文运动的效果，《和合本》就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教会内权威的圣经译本。这是圣经翻译史上奇妙的现象，因为没有一个译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只有十几年）就达到独一无二的权威译本的地位。《七十士译本》《武加大拉丁文译本》《德文路德译本》等各种文字译本，大多经历了数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考验之后，才有权威地位；英语世界《英王钦定本》虽有权威，但直至今日，仍无《和合本》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其他各种英文译本多如牛毛，不断地在挑战《英王钦定本》的地位。
中国教会在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宗派多，却仍能保持总体基督教合作的面貌，与各宗派共用《和合本》有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自爱国运动，50年代中后期逐步进入后宗派时期，这与中国基督徒有一本共同接受的《和合本》有关。如果没有合一的圣经基础，各宗派教会之间很难进行联合礼拜。1979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教会恢复礼拜，中国教会真正进入了后宗派时期，各地方的教会不再强调自己的宗派，各教会之间可以有联合事工，教牧同工可以在原来不同的宗派教会讲道、分享上帝的道，这实在是中国教会贡献给普世教会的美好合一见证。
2．《和合本》的翻译蓝本采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这是当时圣经考据的最新成果，也是英语世界都接受的圣经版本
这给后来的圣经翻译提供了一个原则，就是任何文本的翻译或研究都要采用当时圣经考据的最新成果。《和合本修订版》从1984年开始修订，到2004年新约修订完成，2010年旧约修订完成并整本出版，都采用和吸收了圣经学界公认的最新的圣经考据成果。
《和合本修订版》（或称《和合本2010》）的修订说明中指出：“新约的修订以《希腊文新约圣经》（Greek New Testament，1993年第四修订版）文本为基础（由联合圣经公会委托德国圣经公会出版）；旧约以马所拉经文（Masoretic Text）的希伯来文文本为基础，也就是联合圣经公会委托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斯图加特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1997年第五版）……近数十年来，随着圣经古抄本的发现，例如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对于经文异文的问题，以及对经文的理解和诠释，圣经学术界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宝贵的资料是100年前《和合本》翻译者所没有的。《和合本修订版》参考这些数据，当原文含义隐晦或可作多种解释，或有其他古卷的异文时，均加注说明。”
3．对白话文运动和农村的识字率提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主要在城市地区展开，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读过《和合本》，它的语言表达和文风影响了当时的许多作家。香港圣经公会董事会主席苏以葆主教曾做过研究，发现当时许多作家在其著作中提到《和合本》，甚至认为《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梁工教授指出，新文化运动前后，除了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冰心、郭沫若等对圣经也均有精当之论，其中周作人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堪称范例。基督徒老舍、冰心、林语堂（出生牧师家庭、老年重返教会）更对《和合本》推崇备至。袁进甚至认为传教士的《和合本》等译著是现代白话文的源头。当我们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时，很多作品和《和合本》文风非常相似。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麦金华博士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圣经《和合本》的译文已受教育家肯定，对现代汉语的统一有很大贡献。他以《圣经<和合本>为师：作为国语课文的<创世记>第一创世故事》为题，指出近代中国的国语运动以“国语统一”“言文一致”为纲，提倡采用以官话为基础的“国语”作为全国公用的标准语言。《和合本》圣经也获得近代中国著名语文教育家夏丏尊和叶圣陶的青睐，将官话及文理和合本的《创世记》第一创世故事（即1章1节至2章3节），以《希伯来开辟神话》为题收入当时初中语文课本《国文百八课》第一册。《和合本》译者的语文水平获得两位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的语文教育家之肯定，亦使其中《创世记》之译文得以透过国文课本范文的形式，为统一国语做出贡献。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传教士们在农村教会讲道时使用官话、白话文，不少信徒通过读《和合本》开始识字，这使得农村基督徒可以更好地追求信仰生命成长。传教士在农村教会开展的识字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笔者在农村长大，1980年教会恢复礼拜以来，教会都鼓励信徒读书，因为能读书识字才能读圣经；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中能识字的老年人往往以基督徒的比例为最高。
4．《和合本》影响了中国现代语言
以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富善（Chauncey Goodrich）等为负责人的译经委员会，以英国修订的《英文修订译本》（Revised English Version）为翻译蓝本，在此前的《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的基础上开始了《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事工，译者们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同时“坚持文字上的准确”“重视意义上的准确”，终于成就百年经典。《和合本》翻译前后历经29年，其翻译文字比以前各版本更为准确，也更适合阅读和研究，付梓后成为最受教会及读者欢迎的中文译本。此时，中国政府公文、商务往来信函以及唯一的报纸《京报》，都是采用文言文，教会内部对译经的文体因此也有不同的主张，但最后在用“北京官话”作为翻译圣经的语言这一问题上，教会取得了共识。其理由不外乎两个：其一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其二是引导这个潮流。一般认为《和合本》的译文，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而是对“官话”译经的效果，长期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和合本》的翻译，参考了1857年的《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1866年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而《南京官话新约全书》又是在《委办译本》的基础上改进的。如果将这几个译本中的文字加以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和合本》官话译经的传统与变革。这几个版本的译者都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十分敏感，并且非常注重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总是希望能借助精准优美的译文，以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以《马太福音》为例，在从1857年到1919年半个多世纪内《和合本》翻译所发生的变化中，最醒目的就是“欧化”。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欧化”是描述中国语言变革时经常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却极其复杂。这些欧化表达的产生，有些为西方语言独有，汉语本来没有，因为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而开始使用，这是一种欧化。但更常见的欧化情形是，一种表达方式在汉语中虽有但少见，而在西方语言中却很常见，因为与西方语言的频繁接触，汉语中也开始大量使用这种表达。有学者以《和合本》中《马太福音》翻译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欧化体语言风格，这些表达方式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汉语常用的表达方式。笔者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英文修订译本（REV）》：He will not break a bruised reed or quench a smoldering wick.《委办本》：已伤之苇不折、燃余之炷不灭、《南京官话新约全书》：已经伤损的芦荻、他是不去折断的、点过的灯草、他是不去吹灭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受伤之芦苇、他不折断、将残之灯火、他不吹灭、《和合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章20节）
“将”字表示将来意，在文言文中是有的，如“君将若之何？”而旧白话中表示将来意，则用“将来”“将要”，不会单独用“将”。文言之外的“将”单独用表示将来，确实是欧化之后。《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已经单独用“将”表示将来时了，《和合本》继续这一表达，确实比五四新文学要早得多。
《英文修订译本（REV）》：The men of Nineveh will arise at the judgment with this generation and condemn it.《委办本》：尼尼微人、当审判时、将起而罪此世之人、《南京官话新约全书》：尼尼微人、到审判的时候、要起来定这世人的罪、《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尼尼微的人、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和合本》：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马太福音》12章41节）
“当……时”置前的翻译，曾被认为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欧化句。但在《和合本》中，其实早已出现了这种欧化的句子。也就是说，《和合本》的欧化翻译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汉语表达方式。
5．对中国教会信徒的生命建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丁光训主教给第一次联合圣经展的题词是“圣经使我们联合”，因为中国教会开展事工都要扎根于圣经。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教会历史的学者发现，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熟悉和热爱程度是令人钦佩的。中国基督徒都特别热爱圣经，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能够大段地背诵圣经，这是普世教会中难见的一种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基督徒有一个圣经的权威译本——《和合本》。在基督徒的正式崇拜、平时的周间聚会、小组聚会、婚丧嫁娶等各种生活聚会中，他们都要诵读、讲解圣经对他们的信仰和人生的指导意义。可以说，离开了对《和合本》圣经的理解，就谈不上对今日中国教会乃至全世界华人教会的理解。
6．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将基督信仰与中华文化相结合，进行处境化、中国化的思考
在合作的过程中，传教士们要彼此磨合，不同的翻译功底和各宗派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都可能引发争吵。比如负责新约圣经翻译的组长狄考文很有个性，刚开始译经时，他不能接受别人对他翻译用词的否定，他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用词，导致译经工作无法进行，甚至有传教士被气得离开译经队伍。随着工作的进展，大家意识到译经是一个团队工作，每个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要整合大家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有时候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才能达至较好的效果。传教士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中国助手，有的甚至配给不止一个助手，这些中国助手虽然有的很年轻，但都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提供了意义准确、能让中国人理解的官话，帮助传教士进行翻译。这是一个合一、妥协和学习谦卑的功课，使得传教士在学习中华文化和向中国人传福音时更加谦卑。当进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传扬福音时，需要接受这个文化对基督教的接受和融入程度。笔者以为《和合本》最大的翻译贡献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二、《和合本》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和合本》的翻译虽有“欧化”倾向，却仍是最好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实验。如能把握并从《和合本》的中国化翻译中获得启发，将对以后更好地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认为，圣经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当前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圣经文学研究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反邪教的斗争；第二，当前研究圣经文学一定要为国家的大局服务；第三，当前的圣经文学研究有益于我国公民确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第四，当前的圣经文学研究必须结合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远景与中外文化大融合这一总体趋势，予以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地华人教会使用的圣经仍将以《和合本》为基础文本，中国教会的圣经研究（包括圣经文学研究）仍将以《和合本》为研究蓝本，从中获得信仰资源和人生指引。因此从《和合本》的翻译成就中获得基督教中国化事工的帮助成了中国教会重中之重的任务。
在《和合本》翻译之初，狄考文制定的翻译原则包括：句式应与日常口语形式一致；句式结构凝练，字、小句、连词的顺序及表达思想的转换，应让中国人看后觉得是自己的书，没有影响理解的俚语或土语。比如，当翻译古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中的“话语”[希伯来文读音为davar，希腊文读音为logos（逻各斯），英文一般译为Word]时，尤其是指“上帝的话语”时，《和合本》将之译为“道”。而“道”在中华文化中有丰富的意义。这使得中文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圣经中“话语”的深刻意义，而其中文形式又有意义的外延，而且这外延的意义不会破坏圣经本身的意义。
“十诫”中“当孝敬父母”（参《出埃及记》20章12节；《申命记》5章16节）的翻译是非常中国化的。“孝敬”一词的希伯来文读作kabbeid，乃是加强主动干祈使式单数阳性的动词，这个动词的原形kabad的基本意思是“重的、有分量的、有尊荣的”，所以kabbeid的意思是“你应当以或使……得荣耀或为重”“你应当使之得尊重或尊敬”。“当孝敬父母”的诫命在圣经中的意思是“当使父母得荣耀”或“当以父母为最重”。英文译本（如REV、ESV、NIV等）一般译为“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当尊敬你的父母）。而《和合本》以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伦第一条“孝敬父母”来进行对等翻译，实有异曲同工之效。虽然孝敬父母只能对应“以父母为最重”而达不到“当使父母得荣耀”之意，但中华文化中潜在的为人子孙要“光宗耀祖”的观念可以补足“孝敬父母”的意译之不足。
笔者以为从中可以得到《和合本》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之一是：基督教要中国化，当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到滋润。中华文化是基督教中国化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也是中国基督徒必须面对的文化跨越。中国基督徒在阅读圣经、表达信仰的过程中，必定要进行文化跨越或整合的工作，这就是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人都带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理解外来的圣经需要跨越中华传统文化和圣经文化及其背后的文本世界，最后才能达到一个整合的理解，用以丰富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逻辑。《和合本》运用了传统的中华文化来传递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而且成功做到了。今日的基督教中国化也必须善用传统的中华文化来表达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以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和接纳。
同时《和合本》的翻译不拘泥于西方传统，也不拘泥于中华文化固有的传统，而是有所创新。《和合本》中使用的许多创新的专有名词以及由其内容延伸或提炼出来的词汇为现代人所常用，已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福音”“礼拜”“方舟”“洗礼”“悔改”“天堂”“地狱”“天使”“乐园”“祈祷”“蒙恩”“选民”“堕落”“救赎”“先知”“复活”“撒但”“亚当”“夏娃”“摩西”“圣经”“伊甸园”“S字J”“创世记”“巴别塔”“眼中的刺”“犹大”“以眼还眼”等。有不少《和合本》中的短语长期以来广为近现代作家、学者使用，例如陈独秀论文《基督教与中国人》中引用了“骆驼穿过针眼”（参《马太福音》19章24节）；萧乾的小说《参商》里有一只“迷途的羊羔”（参《马太福音》18章10节至14节）；张资平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中提到了“打了左脸还要伸手去打右脸”的话（参《马太福音》5章38节至42节）；北村的小说《张生的婚姻》结尾处重申了一句耶稣关于人际关系的金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马太福音》7章1节）不少学者把《马太福音》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13章12节）这一教导归纳为“马太效应”，来形容社会中的经济现象。这些词汇或短语都是因为《和合本》的创新翻译而进入中国的文化中，早已融入社会，沿用至今，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从《和合本》的翻译中可以获得的启发之二是：基督教中国化不是简单地把基督教中国古代化或儒家化，而是在继承中创新。比如《和合本》在翻译中运用了许多原文音译，这些音译今天也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例如“以马内利”“哈利路亚”“和散那”“耶稣”“基督”等，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言表达。
《和合本》的翻译历经29年，其中的艰辛是我们后人难以想象的。《和合本》出版发行十几年之后就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权威的圣经中文译本，对中国现代的文化、语言文字、教会和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合本》的成功翻译及其影响，也可为今日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进程提供许多启发。
（作者系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