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论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内容，聚焦于耶稣的身份、地位与救赎工作。传统的基督论多以西方文化为背景，而事实上，从中华文化视角思考耶稣的形象与教导，恰与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有诸多契合。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与耶稣的“爱人如己”，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79章）与耶稣的“他（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都展现出跨文化的伦理共识，为理解“仁者耶稣”提供了双重视角，既见耶稣对文化局限的超越，又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基督人性关怀的本土化解读。
一、仁者爱人：耶稣与儒家仁爱观的契合
孔子的“仁”并非抽象的道德，而是关系的实践，与耶稣“爱人如己”的诫命有着跨越时空的呼应。
1.耶稣是仁爱的教导者与实践者。耶稣的生平事迹中，处处彰显儒家推崇的恻隐之心。如他医治病人、供应饥饿者，践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登山宝训中，“要爱你们的仇敌”的教训将仁者境界推向极致，超越了血缘亲疏与“爱有差等”的局限，直指“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
2.耶稣“神性仁爱”与儒家“心性之仁”的差异与超越。耶稣的爱源于神圣本性的“平等之爱”，并非人类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神本性的彰显。这体现在三个“平等”上：一是“邻人之爱无差别”。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打破了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种族隔阂，将“邻人”定义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二是“信徒之爱无等级”。耶稣教导“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确立了信徒之间的平等原则。三是“对敌之爱无例外”。耶稣提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BP你们的祷告”。这种爱源于神“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平等恩典。
儒家之“仁”是以血缘为起点的“差等之仁”。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将爱分为对亲人、百姓与万物三个层次，出现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但当血亲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时，容易陷入“为亲者讳”的伦理困境，难达“爱敌人”的境界。
二、舍生取义：耶稣S字J上的成仁之道
耶稣提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价值追求有深度共鸣。
1.儒家“仁”与基督“爱”的呼应。儒家“仁”的核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则尽显顺服的决心，其舍己精神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致，均以自我为起点，推己及人。
2.两者宽恕精神的共通与升华。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宽恕思想与耶稣“七十个七次”的宽恕教导相通；耶稣“父啊，赦免他们”的祷告，更将以德报怨的精神推向了极致。
三、实践之仁：耶稣的“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致良知”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将内心道德自觉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与耶稣的伦理实践高度契合。耶稣不仅宣告“爱神爱人”的真理，更以牺牲之爱诠释“仁”的实践维度，是“知行合一”的完美典范。
1.耶稣的“致良知”——从“道”到“行”的见证。耶稣的“良知”源于对神旨意的顺服，“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其伦理实践围绕“成就神的事工”而展开。例如，“医治的行动”——治愈麻风病人、医治聋哑人和盲人——践行了“爱人如己”；又如，“宽恕的行动”——对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打破了僵化的律法的冷酷，显示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再如，“舍己的行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和S字J上的牺牲——完成了“爱神爱人”的终极统一，既顺服神的救赎计划，又为人的罪献上挽回祭。
2.王阳明与耶稣实践智慧的共鸣与差异。王阳明的“致良知”以成圣为目的，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其动力源于内在的道德自觉；耶稣的“实践之仁”却以荣神益人为目标，源于神“先爱我们”的恩典。王阳明强调“破心中贼”而去私欲，耶稣提出人不能靠自己称义，唯靠神的恩典，在恩典中才能实现“知行合一”。这种差异使耶稣的“仁”超越了人类道德的有限性。
四、终极之仁：耶稣的“救赎之仁”与儒家的“大同之梦”
儒家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耶稣则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救赎福音。两者都指向人类的终极美好。但“仁者耶稣”的独特性乃在于他不仅描绘“仁爱”的理想，更亲自成了“救赎”中保，彻底解决了人类“不能爱”的根本问题——罪。
1.儒家的困境是“知仁”却难“行仁”。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提醒人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但现实中，人常因私欲遮蔽良知而难以将“仁”推及他人。当人依靠自己的道德而努力时，往往在“差等之爱”中陷入自私，难以实现“泛爱众”的理想。
2.耶稣的突破是“救赎”使“仁”成为可能。耶稣“仁者”形象的核心在于他不只是一位“道德导师”，更是“救赎之主”。他深知人类“不能爱”的根源是因罪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故此，耶稣通过S字J的牺牲“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罪人借着悔改重新与神联结，从而获得爱人的能力。这种“救赎之仁”有两个维度：一是垂直维度，人先要领受神的爱，才能回应爱；二是水平维度，人因领受神的爱，才能向外传递爱。
3.“大同”与“天国”是终极理想的契合。儒家的“大同”与基督教的“天国”都是追求一个“仁爱”普及的世界。但耶稣口中的“天国”不是由人的道德努力而实现的，而是靠神的恩典降临而实现。这种“救赎之仁”既尊重儒家“修身”的价值，又提供了超越的动力。当信徒在生活中践行“爱人如己”时，他们不为“成圣”，乃为见证“天国的临在”。这种实践也成为儒家“大同之梦”的具体体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好理想，在基督信仰之中获得更加坚实的根基。
这样，“仁者耶稣”不是一种文化嫁接，乃是一种文化共鸣。传统“仁”的核心价值存在于基督信仰中，耶稣是“仁”的奇妙化身。故此，真正的信仰不是要我们离开自己的文化，乃是要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并真诚践行“仁”的精神。
五、“仁者耶稣”：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桥梁与纽带
“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与“爱人如己”，虽在表达方式和理论基础上存在差异，但都体现了对人类基本道德问题的深刻回应。
1.道德典范的两种模式。耶稣与孔子作为真理本体与道德导师的形象，在各自传统中都具有典范意义。在教会传统中，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其生平言行是信徒效法的榜样，信徒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同样，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弟子们对其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展现出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作为道德典范的崇高地位。
不过，两种传统对典范的理解有微妙差异。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通过道德修养，普通人也能达到圣贤的境界。而基督教强调耶稣的独特性，耶稣是“神的儿子”，具有救赎人类的神圣使命，是人无法企及的。
2.核心教导的跨文化呼应。耶稣与孔子在核心教导上呈现出多层次对应关系，是对人类基本道德问题的共同回应。一是个人修养，耶稣教导“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强调跟随者内在生命的转变；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认为道德完善依赖于个人主体的自觉。这种对内在性的共同强调构成了两者对话的重要基点。二是人际关系，耶稣的“黄金法则”与孔子的“恕道”几乎如出一辙。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孔子则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两句跨越时空的教导，都表达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普世伦理原则。三是传统文化，耶稣之“仁”体现“爱”的极致、彰显“道”的本体、实践“舍生取义”的精神，并带来仁政王道。这种文化视角的解读，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基督的理解，也使福音更贴近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我们看到的“仁者耶稣”，不是两种精神体系的冲突，而是一场富有成效、互相补充的对话。儒家的“仁”帮助我们理解耶稣的人性关怀，耶稣的“救赎”为儒家之“仁”提供了根源与动力。在文化润教的实践中，这种对话不是“用儒学解释基督教”，也不是“用基督教取代儒学”，乃是让耶稣的“仁爱”在中华文化语境中扎根、开花，并结出善果。
“仁者耶稣”不是西方文化的符号，而是中华文化语境下真实的生命见证。如保罗所说：“爱是永不止息。”这种爱，既源于神圣恩典，也契合中华文化的追求，终将在中华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既深化本土神学的建设，也为普世教会提供独特贡献，共同见证那位超越文化却又进入文化的“仁者耶稣”。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