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重实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思想史上，大凡有影响的思想，必然与现实密切相关。儒家的经世致用，墨家的“言必信，行必果”，道家的齐物境界，都深刻蕴含着实践智慧。中华文化的这个特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重实学、重史学、重伦理学；反映在思想上，就是重经学、轻玄思、重从实际出发，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下及上的思维方式。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既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播，也是一个神学体系的传播。在西方传教士主导的100多年的传教史上，神学体系完全是西方式的，且带着浓烈的殖民色彩。自20世纪初起，一批深谙中华传统文化、胸怀民族大义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站在中国基督徒立场上，从中国教会实际出发，思考神学。他们不满足于传教士先入为主式的神学，拒绝站在西方立场上任意评判、指责中华文化和中国现实，他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认真研读圣经，期望从中听到上帝向中国发出的微小的声音。这便是中国神学的起点。
丁光训出生在这个时代，也在这个时代接受教育。这促使他从现实出发，思考神学，思考个人得救与民族苦难间的关系，从而为其神学思想打下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所以，他不是一个喜欢玄思的人，陈泽民在为《丁光训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总结道：“丁主教所提倡的神学思考是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成为既合乎理性又具有超越能力的理论。它既不是经院式的玄而又玄的臆想，也不是被关在书斋里的‘专业神学家’所垄断的。”换言之，丁光训的神学是实践性的，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高度契合。他的核心思想之一——宇宙的基督——当然也不例外。
丁光训思考神学，不是从某一既定的教义出发，更不以某个“体系”为起点，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中国教会的现实，基督徒个人的灵性成长，以及成长过程中与环境、社会的关系。“宇宙的基督”思想恰好突出展现了这一特征。
《丁光训文集》中收录的重要文章《宇宙的基督》，其实是一篇演讲，是丁光训1991年在英国“中国教会之友”欢迎会上的演讲。演讲的核心是向英国朋友介绍中国基督徒理解的“宇宙的基督”，以及这一神学思想的来源。丁光训提到了两个来源，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圣经。
说是历史，其实对丁光训那一代中国基督徒来说就是现实，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现实。这个现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中国教会百十年孜孜以求而未得的。“像吸食鸦片、卖淫这类腐恶，基督徒口头上反对了一个世纪毫无效果，新中国建立后几个月内就被一扫而光。”另一方面，共产党干部身上表现出来较高的道德水准，“一大批富于献身精神的干部今天仍然在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带动广大人民也这么去做”，而这些品质也是基督徒追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突如其来的现象，令中国基督徒迷茫、困惑，致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生了两个极端的变化。一个极端是脱离教会，他们认为基督教说得多做得少，共产党说得少做得多，他们应该加入共产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社会谋福祉。另一个极端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完全忽视新社会带来的变化，甚而抵制一切新事物和新思想，在基督徒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筑起一座“信与不信”的高墙。
在这样的处境中，许多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出于忠于国家和忠于教会的初心，重新回到圣经中去，带着中国教会的问题，寻找上帝的旨意。这便是丁光训“宇宙的基督”思想的第二个来源：圣经。
丁光训指出，通过重新学习圣经，使中国基督徒意识到，“1949年既标志着中国国家生活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基督徒灵性生活的重大转折，他们必须为新的看见、新的灵性追求寻找，并开辟一条道路”。这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现实生活改变了，教会生活也必然随之改变，灵性生活也面临改变。为了主动迎接这一改变，中国基督徒必须认真研读圣经，暂时放下传教士留给我们的固有解释，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带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进入圣经，去寻找那位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的上帝，去理解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
丁光训经历过战争年代，也常常提及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动荡岁月，但他并没有因现实的战乱和斗争而迷乱，他始终坚信中华文化崇尚的和谐统一，这成为他推崇爱的上帝、宇宙的基督的文化依据。他说：“中国古代哲学赞美宇宙的和谐统一，主张以仁为本治国安邦，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基督徒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乐意接受‘宇宙的基督’这一种神学思想。”毫无疑问的是，这也是他理解圣经的基本的文化底色。他说：“圣经以‘和好’与‘立约’为中心信息。”又说：“基督福音和基督教神学主题，只能是上帝和人类在基督里得以和好。”他考察了《约翰福音》《罗马书》《歌罗西书》《希伯来书》等书卷，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认识基督的宇宙性，至关重要。其基本意义在于帮助他们至少明确两个问题：（一）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二）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的主宰以爱为其本质。”
“宇宙的基督”一词，是丁光训从德日进神学和过程神学那里借用来的，但他并不是从自然神学的角度加以运用，而是要借此突破用狭隘救赎来定义基督的传统神学，这是来自西方的神学。这种神学认为，基督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意义就在于他的救赎。丁光训并不否认基督的救赎，但他认为，基督的主要功绩是创造，是参与父上帝的全过程的创造，救赎只是创造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上帝的创造今天仍以教育、说服、救赎、引导的形式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永无止境，创造的进程悠远绵长。基督过去、现在都参与了并正在参与一切的创造。”
宇宙为上帝所造，因此，上帝关怀整个宇宙，基督的爱是宇宙演化、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既然如此，基督的救赎就如他的爱一样，是遍及宇宙的。丁光训引用《罗马书》5章15节、17节来加以说明：
我们从《罗马书》第5章第15、17节中得到很大的安慰。保罗把亚当堕落的后果和基督恩典的意义做了一番比较。他用了“更加倍地”“洪恩”“更要”等字眼来说明基督对人类的无限影响。当我们理解了这段圣经，我们感到释放，受到鼓舞。较之亚当的过犯，“道成肉身”给人类和宇宙带来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影响。我们很多人每每限制和压缩基督的恩典，认为恩典仅仅赏赐给少数信了主的人。这实际上就是说，上帝借道成肉身对人类的影响还敌不过亚当的堕落对人类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我们在基督身上所看到的上帝的爱是很矛盾的。上帝就是爱，他关注的是创造，即通过救赎、教育和圣化使人类渐臻完美，成为创造的参与者，成为摆脱了罪的桎梏，也摆脱一切低级趣味的满有智慧的人。
丁光训神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风格是率直的，他并不会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玄而又玄的神学道理背后，让人捉摸不透，也不会讲一些大而无当的空洞理论，令人无所适从。作为丁光训的核心神学思想，“宇宙的基督”不难理解。他只不过从现实出发、从圣经出发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爱与人立的约，人不能单方面撕毁，上帝更不会撕毁；基督在S字J上用生命拆毁的那堵墙，不要再修砌起来。或者用丁光训更直接的语言表述：“基督不仅救赎基督徒，他的救赎惠及全人类。非但如此，基督的救赎计划包括整个宇宙。”换言之，基督是宇宙的，而不仅仅是基督徒的。
丁光训自称其“宇宙的基督”思想有两个来源——历史和圣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总结出四个来源，除历史和圣经外，还应该包括文化，当然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包括丁光训个人的生活阅历和属灵体验。对于今天正在构建中国化基督教神学的中国教会来说，丁光训的思想及方法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神学的四个来源，汪维藩称之为“四根支柱”，卫斯理称之为“神学四边形”，缺一不可。
归根结底，中华文化是从实践出发的，既如此，力图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中国神学，怎能不从实践出发，解决中国基督徒面临的现实问题呢？
（作者系《天风》副主编、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